上学路上的回忆（李金平）

那天骑车经过县城学校门口，正遇上接送孩子的“大军”。汽车、摩托车、电动车、老年代步车挤在一起，熙熙攘攘，川流不息。这热闹的场景，突然勾起了我对童年、青少年时代上学路的回忆。

我的老家在牧马河边的白龙塘上庵村，学校则设在村边的上庵庙里，被层层叠叠的梯田环绕着。虽说我家到学校的路程不算远，却要先跨过一条小河，再走一段泥泞坑洼的田埂路，才能抵达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刚启蒙上学时，可没有现在孩子这般金贵。用不着车接车送，更不用兴师动众像“太上皇”出驾。那时候邻里关系亲近，每家孩子多，年龄又相仿，上学路上都是大的带小的，成群结队地走路去。每天早上，没有闹钟和钟表，父母凭着经验估摸着时间叫醒我。我揉着惺忪的睡眼从被窝里爬起来，自己穿衣戴帽，背上书包就往学校走。

春天最是惬意。阳光明媚，春暖花开，小河里的流水潺潺，水田里的鸭鹅嬉戏，就连脚下的田埂路，都成了我和同伴们的乐园。田埂边的野花、小草，还有田里的庄稼，都是我们朝夕相处的“伙伴”。一路上玩水、拔草、摘花，追着跑着打闹，春天的上学路，满是快活的气息。

夏天的清晨，我和小伙伴们迎着朝阳，踩着路边小草上的露珠往学校去。吃完早饭后，要是离上课还有点空闲，我们还会把上学路上的小河、梯田当成“游乐场”。三五成群地在河边打水仗，或是蹲在田边摸小鱼虾、抓小螃蟹，把这点有限的时间利用得满满当当。年纪大些的高年级同学，还会沿着田坎溜着走，专门逮黄鳝。

有天上午，刚吃完早饭，邻居家读五年级的小元就来喊我：“早上放学路上，我看见秧苗田里有好多黄鳝洞，肯定能逮着不少！” 说着就拉我一起走了。我跟在他身后当“帮手”，一边帮他提着鞋，一边沿着田坎跟紧，随时准备接他逮到的黄鳝。没一会儿，我们就搜了十多块秧田，到学校时，手里已经攥着七八条黄鳝了。眼看就要上课，小元把黄鳝送给了住校的王老师。王老师笑着接过，还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头。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王老师的温暖，心里又亲切又欢喜。这段小事，也成了童年上学路上最美好的回忆之一。

一到秋天，阴雨多了起来，上学路就变得艰难了。那时候我们走的路，和村里牛羊踩的是同一条——天晴时还好些，下雨天就满是稀泥，又烂又滑，连牛粪都混在泥巴里。我们大多光着脚走，经常被泥巴里的石子扎得钻心疼。特别是秋末初冬，光着脚走到学校，上完几节课，脚丫子冻得通红，像熟透的红萝卜。那会儿多数孩子都没有胶鞋、水鞋，就算有，也舍不得穿。好几个同伴都是把布鞋或胶鞋提在手里，光脚走到校门口，找个水洼把脚上的泥巴冲干净，再穿鞋进教室；等放学回家，又脱下鞋子提在手里，继续光脚走。

下雨天不光没鞋穿，连雨披、雨衣、雨伞也稀罕。多数同伴都是找块塑料布，或是旧化肥口袋顶在头上，勉强挡挡风遮遮雨。有一回下大雨，家里实在没别的雨具，只有父亲干活时穿的一件蓑衣。我没办法，只好套上这件宽大的蓑衣，再戴上雨帽往学校去，活脱脱成了个“蓑笠翁”。

要是遇上阴雨连绵，从何家山深沟里流下来的小河就会涨水，河水汹涌澎湃，漫过河里的踏脚石，都快淹到河沿了，我们根本没法自己过河。这时候，父亲就会背着我过河送我上学；到了中午，他又会在河边等着，放学再背我回来，一天要来回两趟。秋雨时节的这条过河路，成了那时最让我牵挂，也最依赖父亲的事。

直到 1972 年，学校背后的阳安铁路建成通车。遇上大雨涨水，我和小伙伴们就绕着村庄走到铁路边，跨过铁路上的“红卫” 桥去学校，总算不用再麻烦父亲背我过河了。

冬天的上学路，比秋天更难。土路干得发硬，踩上去硌得慌；小河的水流倒平静安详，可天寒地冻的，一点也没让上学路变顺畅。寒冬腊月，天还没亮，父母就喊我起床，我自己收拾好烘笼（用来取暖的工具），摸黑往学校走。

有一回，半夜里窗外月光特别亮，白花花的一片，母亲误以为天亮了，就叫醒我让我上学。我提着烘笼走到学校，看见校门紧闭，才知道自己起得太早了。没办法，我只好坐在校门口等着，又害怕又冷，直到天慢慢亮起来。

还有一个清霜白露的早上，天刚蒙蒙亮，我背上书包、提着烘笼往学校去。路过小河时，没留意踏脚石上结了霜，脚一滑，一只脚直接踩进了水里。鞋子灌满了水，半截棉裤也湿了，手里的烘笼还掉进了水里。想回家换吧，家里又没有多余的衣服和烘笼，我只好拎着湿鞋，无可奈何地往学校走。等到放学，我的脚早已冻僵，麻木得走不了路，最后还是在同伴的搀扶下，一瘸一拐地回了家。

1975 年，我小学毕业，后来升入初中，才算走完了童年的上学路。那段纯真的岁月里，上学的路虽然满是艰辛，却也藏着数不尽的欢乐与温暖。

1976 年，我到离家近五里路的白龙中学读初中。虽说家里到学校走的是西碾公路，路面宽敞又平整，可那会儿家里穷，买不起自行车这类交通工具，每天往返学校，全靠“十一号”，也就是自己的两条腿。

当时，白龙塘的何家山、上庵、白家坝、龙王沟、贯溪、朱家垭几个地方的孩子，都在白龙中学读初中。除了边远山区的少数同学住校，绝大多数和我一样，都是走读生。我们每天天没亮就得起床，赶到学校上早操；上午上两节课后，又得往家跑吃午饭；下午再往返一趟；到了傍晚，上完自习课才能回家。一天三个来回的上学路，跑下来一点也不轻松。

要说上学路上最辛苦的，得数贯溪村的同学。他们要隔河渡水，很不方便。夏天得坐船摆渡，冬天要走窄窄的木桥，既费时间又有风险。可即便条件这么艰苦，贯溪的同学也从没迟到早退过，都咬牙克服了困难。说到这儿，就不得不提贯溪村里那位上学路上的“飞毛腿”。

我的初中同桌叫张祥平，他家在贯溪村边远山区一个叫“转嘴”的地方。他有个堂哥叫张祥录，他比我们高一级。我和张祥平上初一那年，张祥录已经读初二了。早在贯溪小学读书时，兄弟俩上学的路就远：从贯溪湾、后头坡，到门树垭豁、河湾，再到转嘴的家，足足有十几里山路。为了不耽误学习，他们几乎每天都跑步往返学校。久而久之，堂哥张祥录跑得越来越快，像飞一样，同学们都叫他“飞毛腿”。

到了白龙中学，离家更远了好几里。每到礼拜三，张祥录带的粮食和菜就吃完了，必须回家取。为了不耽误上课，他依旧是跑步往返。就这么练着，张祥录的跑步能力越来越强，每年学校运动会上，他都是全校的跑步冠军，没人能比得过。

1978 年，张祥录被县教育局选中，参加了省第八届运动会，一举拿下 800 米、1500 米、3000 米三项冠军。转年 6 月，他又代表国家队去法国，参加世界中学生运动会，获得 800 米第九名；之后在访问卢森堡的田径赛上，还拿了 800 米第三名。一时间，“飞毛腿”张祥录成了我们上学路上的“顶呱呱”，成了当时响当当的体育健儿。我们提起他都格外骄傲。

后来，这位从上学路上跑出来的张祥录，因为成绩突出，高中毕业后成了汉中体育学校的一名优秀教师，教书育人。如今张老师已经退休了，但在那个困难年代里，他靠自己练出来的体育成就与荣誉，始终是我们这些走读生的榜样，也是我们当年的自豪与荣耀。

那些年，不光是我们学生走路上学，就连老师也都是走路往返学校。我还记得，教我们物理的吴宗道老师、教数学的马永雄老师，每到星期六放学后，都要步行二十多里路回县城。事务老师乔传宣家在丰宁，每个礼拜都要翻山越岭走几十里山路往返学校。还有二郎的李燕清老师、江胜祥老师，也都是爬山涉水地来往于家与白龙中学之间。在那样困难的岁月里，是老师们给我们树立了榜样，教会我们什么是吃苦耐劳。

1979 年，我考上高中，依旧在白龙中学就读。那时，来自全区白龙、丰宁、田禾、碾子沟、三花石、子午、二郎、三郎等四面八方的学生，都聚集在这里读高中。当时没有平坦的柏油马路，更没有便捷的班车或校车，几十里蜿蜒曲折的山路，成了远道学子求学的必经之路。

每到礼拜六，家远的同学翻山越岭往家走，赶到家时天早就黑了。第二天吃过早饭，他们用小竹杆挑着行李，一头是够吃一个礼拜的红薯，另一头是少量大米，还有装在罐头瓶里的红豆腐辣子或浆水菜，肩挑背负往学校赶，到学校时也差不多是傍晚了。求学之路，满是艰辛。

常说“学海无涯苦作舟”，这话在三花石、子午的同学身上体现得最明显。他们家离学校都在三十里开外，最“方便”的上学方式，是从三花石坐绿皮火车到白龙塘站，可从各自家里走到三花石车站，就得先走一二十里路。要是赶不上火车，就只能肩挑背负，翻山越岭走小路去学校。近的要走五六十里，远的得走七八十里，从早上一直走到晚上，有时到学校都半夜了。

像三花石的操同学、徐同学、李同学，离家都有五六十里；子午的张同学、曹同学，离家更是有七八十里。那时看着他们比我艰辛好几倍的上学路，我心里满是感动。他们为了寻求知识、改变命运、走出大山，风雨无阻，再苦再累也不退缩，这份坚持让我佩服了很久。

（本文插图均来自网络）

悠悠岁月，物是人非。当年那条翻山越岭的上学路，是一条充满艰辛的路，却也是一条满含希望的路。它不仅磨炼了我们的意志，更让我们懂得了珍惜与坚持。如今，大山里的孩子已经有了更好的上学条件，可那段难忘的求学时光，那些在路途中的奔波与成长，将永远铭刻在我心里，成为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。

作者简介   

李金平，男，西乡白龙人，曾在《陕西农民报》《汉中日报》发表散文、通讯作品多篇。现任西乡县金平摩配公司总经理，西乡县汽摩协会秘书长，西乡县作协会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