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小学和老师（李金平）

好几次回乡，路过已成残垣断壁的上庵庙小学旧址，心里总不免泛起几分悲凉。伤感之余，又想到如今乡村学校虽渐被废弃，城里孩子们却能在宽敞明亮的教室学习，在现代化的操场上奔跑玩耍，一股暖流便悄然涌上心头。既为这一代孩子们拥有如此优越的条件而欣慰，也为自己曾经拥有的、那段不可复制的童年时光而心怀感恩。

岁月悠悠，五十五年弹指而过。可小时候在老家上庵庙读书的日子，却如刀刻斧凿，非但没有褪色，反而在记忆里愈发清晰。

一

我的小学，是在白龙塘的上庵庙里度过的。上庵庙坐落在人义寨脚下，何家山村出沟口的一片田塝上。它被层层叠叠的梯田托举在田野顶端，占地不足一亩的古庙与百亩梯田相融，构成一幅壮美而秀丽的画卷。站在庙台远眺，视野开阔，无一遮拦。远处是奔流不息的牧马河，河边的西碾公路贯穿东西；梯田与庙宇的东侧，一条自何家山流下的涓涓小河轻声作伴；西边望去，大路尽头的乔山村山梁也清晰可见。

解放前，这里是乡民求神拜佛、问卦祈福之地。解放后，破四旧，佛像被拆，神塑搬走，庙宇便改成了村里的民办小学。

1970年，我在这个村办小学启蒙读书。记得刚上学时，我从新庄的村子东头家出发，走到村西头，踩踏着趔石跨过小河，再顺着田埂路七拐八绕，上行经过五六块泡水梯田，才到学校。一年级教室就设在庙宇的下殿大厅里，厅内四根粗壮的木柱支撑着雕梁画栋，古韵犹存。大青砖砌成的墙厚实牢固，地面也是青砖铺就，讲台后的泥巴墙上，还留着白灰底子的彩色佛像残迹。虽年久班驳，图案不全，却能从残缺中感受一丝若有若无的威严。那种说不清的视觉阴影，就这样伴我读完了整个一年级。

教我们一年级的，是王秀清老师。她是上庵庙小学的女校长，也是全校唯一的公办教师。她皮肤白晳、体态丰腴、中等身材，留一头短发，和蔼可亲，就像我们所有人的妈妈。王老师的大儿子高我一级，小儿子低我一级，都在这个小学读书。那时，她和两个孩子常年吃住在学校，她姓卢的丈夫也经常在节假日前来团聚。庙背后有一块小菜园，被王老师打理得绿意盎然，生机勃勃。

有些礼拜天，王老师还会到村里学生家走访，和乡亲们打成一片。在我幼小的心里，看他们一家常住庙中，仿佛是村里落户的“下乡居民”。

记忆中，王老师堪称“拼音专家”。她的拼音教得格外认真、响亮，且标准，全校没有哪个老师能比的上她“阿、我，鹅，衣、乌、鱼……”她那洪亮的领读声，回荡在教室里，也一直回响在我耳边，直到我五年级毕业。

王老师既教我们课，也掌管着全校的作息时间。上课时，她将闹钟放在讲台上，四十五分钟一到，铃声响起，她便拿起手摇铜铃，踏过通往上殿的石阶，站在庙中央的平台上摇铃下课。上课时，她从庙外院坝一路摇到各班门口。她就像整个学校的总指挥，用铃声调度着我们的童年。

后来我去白龙塘读初中、高中，王老师仍在上庵庙小学教一年级，再后来，听说她调去白家坝小学任教数年，之后便退休了。如今，王老师己离世有多年，可她那读拼音的响亮嗓音，上下课摇响的铜铃声，依然清晰地回荡在我耳边。

二

我上二年级时，教室搬到了下殿大厅对面右手边的屋子。从下殿往上走十几步石阶，就是一个一人高的长方形平台，窄窄的，中间摆着两块水泥板拼成的乒乓球案，这是全校唯一的体育器材与活动场所。平台左侧上三级石阶，是西侧偏房的中殿，用作三年级教室和教师办公室；右侧上三级石阶，是东侧偏房的中殿，就是我所在的二年级教室和老师办公室；正中间再上三级石阶，便是上殿一一五年级教室和老师办公室。那十几步石阶两旁，各伫立着一棵数百年树龄的古柏，虬枝苍劲，直指苍穹，像两位沉默而坚守的智者，静静凝视着岁月的变迁。

那时全校有一百二、三十名学生，五个班级全都挤在这座四合院式的庙宇里。我读二年级时，就和四年级合用一个教室，那时这叫“复式班”。教我们的是张贵银老师。他把一个教室分成两半，给四年级讲课时，让我们二年级写作业或背书；转过脸教我们时，四年级又进入自习状态。张老师对我们极为爱护，也管得十分严。记得他亲弟弟张贵全也在我们班里，可他从不偏袒，反而对他要求更严，几乎每堂课堂都要点他回答问题。

为了督促我们学习，张老师还从学校厕所边的皂角树上砍下几根刺条，放在教室里课桌上，吓唬我们说 :“谁调皮掏蛋，不写作业、背不出课文，就用这个扎手锥屁股！”我们当时都怕极了，生怕被刺扎。其实他从没真扎过谁，不过挨他教棍打手心，倒是常有的事。

二年级那年冬天，张老师规定每天早上放学之前，必须背诵一篇课文或背诵一条算术公式才能回家吃饭。我平时都能顺利过关，可有一天，乘法九九表怎么就背不熟，结果被留校挨饿，手心还结结实实挨了一教棍。直到早饭时间过了，母亲才给我送来一洋瓷缸饭菜。那天晚上，父亲听母亲说起这事，严肃地说:“打得好！打得对。老师打是爱，惯是害，不给点怕惧，难成材！”

严师出高徒。我们班里年纪稍大点的几个优秀生一一张贵全、李燕、李翠琴，因为成绩突出，第二年被跳级升入四年级。我在张老师的严厉教导下，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可惜张贵银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，我升三年级时，他就参军去了。后来他转业回城，在县工商银行工作直到退休。如今，张老师也已离世，可他严厉的模样，拿起教棍打手心的教学方法，却让我始终念着他的好。

三

升入三年级的第一学期，学校新来了一位总握着汉烟袋的何存贵老师。他个子不高，年纪也不算太大，人称“半截子老汉”。他给我们教语文和珠算。课一歇，他就掏出那一拃长的烟锅，吞云吐雾，俨然一副老神仙的模样。听说他不仅能双手打算盘，还能说书讲故事，曾是修铁路时的后勤管事，铁路工程结束后才调来给我们教书。他虽然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，却在我记忆里烙下了极深的印记。

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珠算课。他耐心地教我们辨认算盘珠代表的数字，又带我们一遍遍背诵珠算口诀:  “一上一，二上二，三下五除二，四下五除一，五去五进一，六上一去五进一……”何老师手把手教我们拨珠运算的情景，至今历历在目。尽管日后生活中很少用到算盘，但他教学时那份专注与细致，却让我终身难忘。

我最喜欢的还是何老师的语文课，几乎到了如迷的程度。他讲课用的全是地道方言，声音洪亮、绘声绘色，有时讲到课文中情节，还会配上生动的肢体动作。有一篇描写工人师傅推车的课文，题目已记不清了，但何老师当时在讲台上躬身推车的模样，至今记忆犹新一一他一边模仿推车的姿势，一边嘴里发出“咯纽，咯纽”的车轮声，形象逼真，一下子，就把我们带进了课文里。等我们听得入了神，他才让我们翻开课本找出课文中的生字生词，朗读、背诵。

何老师读过不少名著，尤其对《水浒传》熟稔于心，几乎能倒背如流。那时五年级语文课本里有一篇《武松打虎》，班主任特地请他去讲。他那说书式的讲课方式，让所有学生听得如痴如醉。后来，全校师生聚集在院坝里，又请他讲了一遍。“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，双手轮起梢棒，尽平生力气，只一棒，从半空中劈将下来。只听得一声响，簌簌地将那树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。……”何老师抑扬顿挫的讲述，配合生动的表情手势，把所有人都带进了景阳冈的松林深处。那堂课，成了我童年记忆中最精彩的片段之一。

第二学期，何存贵老师被调往史家沟教初小，改由何存兴老师接任我们班。前两年，听说两位老师都已离世，可他们站在讲台上的身影，却依然清晰如昨。

四

儿时的记忆，像一条永不干涸的河，总在心底静静流淌；又如一首遥远的歌，不时在耳边轻轻回响；更像一杯醇厚的苦咖啡，初尝是涩，细品方觉甘甜绵长。

从一年级到五年级，我的求学路远没有如今孩子这般优越。清晨，只要家里的广播喇叭一响，我和伙伴们就自己起床，收拾书包赶往学校。夏天，逢雨天，没有雨鞋穿，赤脚上学是家常家便饭；若遇小河涨水，还得绕远路翻越铁路才能到学校。冬天衣服单薄，尽管人人手提烘笼取暖，一个冬天下来，不少同学的手脚仍长满冻疮，肿得像泡粑馍。农忙时节，我们这些学娃子一边读书，一边还得帮助家里做农活。儿时的小学生活，是被忙碌和艰辛填满的。

上庵庙小学环境更是简陋，五个年级的一百多个学生，挤在四间破旧的庙房里，屁股抵着墙。山墙大门外的几十平方米院坝，是学校唯一的“操场”。因为太小，老师只好在山墙上钉个铁环充当篮球筐，山墙也成了篮球板，可一不小心，篮球就会滚进院坝下的水田里。唯有庙中间的乒乓球案，成了最受欢迎的运动设施。四年级时，年轻的李忠秀老师常利用课余时间和体育课陪我们打乒乓球，并且打得热火朝天。也因经常炼习，乒乓球成了我们上庵庙小学的体育强项，后来还在全公社小学生乒乓球比赛中拿过奖。斑里的李仁章、张成贵，都是那时练出来的好手。

从四年级起，学校开始提倡“开卷考试”，学习风气似乎不如从前严谨。我也渐渐松檞，常常抄袭李贵秀、何存有的作业，敷衍了事。

到了五年级，高中毕业的李金秀老师接手我们班，他学识广博，对我们要求严格，让我的学习稍有起色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最后一学期，李老师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，离开了上庵庙。我们这个五年级班，就这样懵懵懂懂地毕了业，随后被贫下中农推荐，“全盘端”升入初中。

如今，那段小学时光早已一去不返，可那些充满艰辛与温暖的日子，却永远沉淀在心底，成为我人生旅途中最温暖的慰藉。那些艰苦的环境与岁月的磨砺，塑造了我坚韧不拔的品格；而那段记忆，又像一坛陈酿的老酒，时光愈久，愈发醇香。